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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不应该蒙受雾霾元凶之怨

浏览次数: 日期:2015-03-17 15:02

    人逢喜事精神爽,天遇春风分外蓝。全国两会期间,一阵阵“及时风”的出现,让北京的天空高远透蓝。面对北京这几天出现的“两会蓝”,全国政协委员江泽慧感慨地说:“今年北京的空气质量还是有很大改善的,这蓝天还是蛮多的!”
 
  大风虽然带走了一时的雾霾,但并没有吹散两会的“论霾”热度。雾霾这个令社会公众揪心的话题,还是毫无悬念地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词之一。许多代表委员围绕雾霾是如何产生的、究竟与矿业开发活动有大关系、该如何治理等问题,各抒己见,建言献计。
 
  谁才是雾霾的真正“元凶”
 
  2012年中国仍是二氧化碳排放最大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4;2013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且大气污染呈现地区污染抱团的趋势,如北京、天津和河北地区的强霾污染。这些都为中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快速增长形成挑战,也构成了中国经济实现包容、可持续增长的巨大障碍。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带来的这组数据,给人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治理雾霾紧迫感。
 
  治污先治本,治本先清源。要从根本上治理雾霾,必先弄清楚雾霾产生的原因。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表示,一些雾霾严重的城市,陆续实施控煤、控车、控油、治污等必要措施。用这些简单化行政手段进行治理,不仅容易引发社会矛盾,而且治标不治本。因此,谈论治理前,先要搞清雾霾的成因。
 
  但对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目前社会各界的观点不一,相关权威部门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一位来自石油行业的政协委员,就很简单地把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归结到煤炭身上,却引起了来自煤炭行业代表委员的质疑。
 
  在今年的两会上,已经连续多年关注雾霾问题多年,并在2013年和2014年就曾提出相关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工信厅巡视员王福强就认为,我国大气污染中90%的二氧化硫、70%的氮氧化物与一氧化碳、60%的烟尘和80%的二氧化碳都是燃煤引起的。所以,大型雾霾治理的第一步就是要把煤控制住:少烧煤,烧好煤,把燃烧的方式做一些升级。
 
  王福强委员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的研究成果——数据表明,燃煤排放是京津冀空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其中北京地区由燃煤带来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分别占总排放的95%、25%。
 
  然而,北京市环保局去年公布的数据则显示,燃煤并不是雾霾生产的主要原因。全国人大代表、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作为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能源汽车研究中心主任,他引用的数据就是来自北京官方的数据:在我国雾霾污染源的构成中,石化能源占60%,其他占40%。以北京市为例,在2013年雾霾污染源构成中,机动车尾气排放占31.1%,燃煤占22.4%,工业生产占18.1%,扬尘占14.3%,其他占14.1%。
 
  “2014年全国汽车尾气排放的颗粒物(包括PM2.5),小型客车约占3.5%,其他载客客车辆约占17.8%,货车约占78.7%。”景柱委员说,通过以上两组数据不难看出,以北京市为例,汽车尾气排放颗粒物(包括PM2.5)小型客车因素约占1.08%,其他载客车因素约占5.5%,而货车约占24.5%。由此可见,相对于小客车而言,货车排放对雾霾造成的影响较大。
 
  “不能一说到雾霾就归罪于煤炭,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联常委潘庆林也持同样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小时候就用煤炭,烧煤球和蜂窝煤,那时候也不讲究是不是清洁煤炭。汽车尾气、化工厂的黑烟、造纸厂的污水,都是造成雾霾的原因,这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煤炭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葫芦岛宏跃集团董事长于洪也这样认为。他说,原来北京市家家户户烧煤,尤其是每年冬季取暖时,更是户户烧煤、家家冒烟,但也没有出现雾霾。
 
  至于因钢铁等其他重工业而导致雾霾的说法,于洪代表同样持有异议。他说,原来在石景山区的首钢,厂区内烟囱林立,经常冒烟,但前些年北京也没有发生雾霾,这些年首钢搬迁了,雾霾反而更严重了,这能说是是钢铁企业造成的雾霾吗?
 
  于洪代表认为,北京市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还是汽车尾气,过多的车辆导致尾气排放量过大,在空气流动不畅情况下,大量的尾气呈胶状一样悬浮在半空中,就容易形成雾霾。“为什么风一吹,北京的雾霾就没有了?如果真是周边地区的矿业开发活动和冶炼行业造成的,那应该是刮风时,北京的雾霾更严重才对。”于洪代表笑着说。
 
  贾康委员指出,雾霾的成因与我国国情紧密相关:第一,我国约94%的人口聚居于仅占43%左右国土面积的黑河—腾冲线东南方,使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压力呈现“半壁压强型”;第二,我国基础能源主要是煤炭,目前全国电力供应中约80%是需要烧煤的火电;第三,我国在特定发展阶段形成了重化工业支撑的超常规、粗放式、外延型快速发展模式,污染因素高度集中而难以有效化解。
 
  生在黄河边,连续八年向全国政协写提案呼吁拯救水资源的全国政协委员王承德则认为雾霾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水。他说,由于地面没有湿气,不能黏着和吸附雾霾,致雾霾在空中飘浮。由于地面水的匮乏,不能形成湿气,就不能上升为云雾,导致雨量减少,雨水不能清洗万物,亦使雾霾在空中飘浮,使自然失去了自净的能力,这样就形成了严重的恶性循环。就拿北京这几年来说:“好天靠风吹,蓝天不过三”,最严重的几次雾霾都是靠雨雪或刮风解决的。京津冀是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地域,降水量一年比一年少,今年冬天北京更是一场大雪都未降,成为雾霾最严重的地域。
 
  王承德委员特别指出,据报道:在雾霾覆盖的区域中,有近70%的城市严重缺水,这也说明雨水在雾霾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水的严重危机是雾霾最主要的因素。要想彻底治理雾霾,必须创新观念,要遵从自然规律,求本溯源,找出治霾的根本原因。治霾必须治本,治本必须治水,目前政府所采用的治霾方法是在治标,应该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拯救水资源是治理雾霾的治本之举。
 
  既要绿色生产更要绿色消费
 
  事实上,对矿业行业来说,坚持走绿色开采、绿色发展的路子始终都没有停止过。2007年绿色矿业理念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首次提出;2008年国务院首次明确了发展绿色矿业的要求,并确定发展目标为到2020年绿色矿山格局基本建立;2010年国土资源部制定了《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矿山建设的整体思路;2011年发展绿色矿业被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纳入“十二五”规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后,我国的绿色矿山矿山更是进入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
 
  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有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600多家,其中第一批试点单位已基本建成,并通过了验收。
 
  于洪代表介绍,宏跃集团下属有铅锌矿、金矿等矿山企业,还有铅锌冶炼企业。这些年,集团公司以建设绿色和谐矿山为目标,依靠科技进步,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采选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同时,还加强矿山环境治理,美化亮化矿区环境,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排放。八家铅锌矿2013年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现正在按照规划逐步推进。其他矿山企业也在按照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高起点、高标准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能化集团董事长陈祥恩十分关注雾霾问题,他这次带来了议案中,就有煤炭清洁利用问题。他说,河南能化集团作为世界500强企业,拥有众多煤矿和其他金属矿山,除本部河南外,还在新疆、贵州、内蒙古等省份拥有矿山企业。这几年来,集团公司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工作,要求各个矿山企业实现绿色开采,河南本部的多家煤矿被授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
 
  “不能一提雾霾,就说是煤炭惹得祸。其实,煤炭本身并没有错,在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也完全可以做到绿色开采。”陈祥恩表示,现在最关键的是要绿色消费,实现煤炭的清洁利用。
 
  事实正如此。近年来,我国针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工业园出台了若干支持政策,客观上有效支持绿色增长,但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并没有跟上。就煤炭消费方面来说,按照相关规定,在使用煤炭过程中,必须要进行除硫脱硝,以减少大气污染。然而,在现实中,许多用煤企业为了减少生产成本,并没有严格执行,导致煤炭在消费过程中没有做到“绿色”使用。
 
  其实,何止是煤炭行业,诸如钢铁、水泥行业也莫不过于此。在铁矿石、石料开采过程中,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实现绿色开采,但恰恰在下游环节——消费方面却出现了问题,最终污染了环境。所以,不从清洁利用、绿色消费抓起,而是简单地把雾霾产生的主要因素归结到矿业开发活动显然有失公允。
 
  冯丹龙委员建议,必须把经济、环境、社会的发展集中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制定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并纳入国家“十三五”、“十四五”等规划中,以有效地支持两个拐点的实现:到2020年,在二氧化碳排放基本不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绝对量减少的情况下,经济保持持续增长,使中国205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到2005年的排放水平甚至更低。因此,绿色增长战略是指引我国平稳高效地实现到2050年两个拐点转变的具有路线图意义的保障。
 
  于洪代表建议,要从产业层面,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国家要对在绿色矿山建设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方面取得成效的矿山企业给予政策支持,激励矿山企业绿色开采、绿色发展。
 
  既要管好“责任田”又要谋求上下共治
 
  既要守土有责,管好自己的“责任田”,又要区域一盘棋,寻求突破“一城一地”的区域联控共治之道,是破解环境问题的方向之一。许多代表委员认为。
 
  实际上,这几年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雾霾天气,京津冀地区已开始探索推行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联手开展空气污染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014年5月1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上强调,要把治理大气污染和改善环境生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率先在大气污染协同防治上取得进展,通过区域协同发展统筹治理大气污染。
 
  不难看出,这种区域间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北京侧重点是汽车尾气,而环北京的河北则侧重矿业开发及冶炼。
 
  所以,具体到矿业行业来说,也要谋求上下游共治。首要的是上游环节矿山企业要绿色开采,然后再通过绿色洗选,提高矿产品的清洁度,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下游利用环节中产生的污染。而下游企业在矿产品的消费过程中,也要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环保设施。只有真正树立上下游一盘棋思想,共同应对,才能有效减少污染,控制雾霾的产生。于洪代表表示。
 
  在流域污染治理上,加强上下联动、协作治理也是重要的突破口。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张启生带来了关于加强淮河流域治理的议案。他认为,区域行政分割与职能交叉导致流域统一管理无法实施。建议通过国家层面推动区域立法,确立流域管理的目标、原则、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打击水污染的力度上要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确立区域联合执法的机制,尤其在流域的污染防护和执法检查力度设定统一标准,协同防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蓝逢辉则从税务方面提出了解决雾霾问题的办法。“税收是一个杠杆,同时也是一个具有调节功能的工具。”他建议,要根据国家不同产业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程度进行严格区分,并对其行业税率进行调整,例如环境污染严重的行业就要面临更高的税率,这样就能体现出税收调节作用对于行业发展的影响力,以及在环境污染治理上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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